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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美关系】新时代中美关系特点及其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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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 Zedong’s Thought on an International Strategy of Upholding the
Banner of Anti-Imperialism and Anti-Hegemonism
梁柱,男,福建福州人,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原副校长,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

本文深入阐述和准确概括新中国建立后20年间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基本原则,回顾和论述毛泽东从“一边倒”到反帝反霸国际战略实践的转变,全面总结毛泽东反帝、反霸国际战略的践行及其成效。深入探讨、准确理解和把握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外交工作仍然有重要现实意义。
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基本原则/实践转变/成效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在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中善于驾驭全局,勇于突破西方敌对势力的层层封锁和包围,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但使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完全改变了旧中国的形象,独立自主地发挥了维护世界和平、支持一切进步事业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国内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同时,他又善于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把握历史机遇,调整自己的战略和策略,掌握斗争的主动权。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毛泽东依据国际战略局势的重大变化,提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一页,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体现。
一、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善于把哲学思想、统一战线理论和军事斗争经验运用于国际斗争上,形成了不同时期的、符合国际和国内实际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国际战略思想。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1]175同样的道理,一个国家的外交工作,也会有全局与局部、战略与策略之分。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就是有关外交工作的全局性层面的问题,体现我国对外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如前所述,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会依据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作必要的调整,会出现阶段性的不同特点,但其所体现的基本原则则具有共同性。这些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坚定不移地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进步事业,同时为国内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这是毛泽东国际战略的总的指导思想。任何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都是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但一些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是以一国的利益为本位,以牺牲或损害别的国家的利益来保持自己优越的、霸主的地位。这是它们资本垄断的本性决定的。毛泽东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国家的应有的对外立场和对外政策,坚持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统一的原则,在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安全,维护国家的尊严的斗争中,一贯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互相尊重,反对以大压小、以强凌弱。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尊重别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国际事务中尽自己的责任,在国际援助中决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和支持世界和平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核心内容,具有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特点。近代中国受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帝国主义是最主要敌人,但中国人民在一个长时期内对帝国主义还停留在感性认识上,在反帝斗争中要么采取单纯排外要么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两种错误态度都不能把反帝斗争引向胜利之途。只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人民才开始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进入到理性阶段。中国共产党通过曲折的斗争,积累了丰富的反帝斗争经验,这主要表现在:把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同广大人民群众加以区别,避免了历史上单纯排外的错误倾向。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对外掠夺政策,是反映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当事国的广大人民群众同样是受压迫、受欺骗的,是我们团结和争取的对象,是朋友而不是敌人。把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现象加以区别,并在这一基础上确立我们的战略和策略思想。帝国主义的本质是脱离人民的,因而是虚弱的,我们必须在战略上敢于藐视敌人;对帝国主义所表现的气势汹汹或是甜言蜜语,既不怕威吓,也不抱幻想,既要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争取反帝斗争的胜利。把反对帝国主义同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加以区别。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由于利害关系不可能形成铁板一块,它们之间同样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主要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压迫的时候,就应当充分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把它们作为间接的同盟军加以争取,形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把反对帝国主义同学习外国加以区别。我们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但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应当把二者加以严格区别。这些经验,对于新中国正确处理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依靠和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立足点。毛泽东指出: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家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中国人民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毛泽东一贯对世界各国的人民和民族,特别是对弱小国家的人民和民族有着深切的同情和期望,平等对待,特别尊重。他尖锐批判帝国主义者散布和轻蔑的有色人种论,指出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他是什么肤色,都是平等的,亚非有色人种像有色金属一样,是有价值的,是会“膨胀”起来的。他对亚、非、拉国家人民充满了热情,作为亲密的朋友热情接待。1960年,毛泽东在郑州分别会见来自亚、非、拉国家的工会代表团,当时美、苏、英、法四国正准备在巴黎召开首脑会议,他说:人家要开大国、强国首脑会议,我就开小国、弱国人民会议。他表达了寄希望于亚、非、拉各国人民的主张。毛泽东一贯主张,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要帮助别的国家,不能只顾自己。他强调当代世界各国人民的斗争都是相互支持的,援助是相互的。
新中国同印度、缅甸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毛泽东和平外交方针的重要体现。这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体现了最基本的国际关系准则,其基本精神就是既保持了本国的独立自主,同时也尊重别国的独立自主。这是处理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原则,后来经毛泽东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样作为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准则。
第二,要准确分析和把握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为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提供科学依据。毛泽东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从哲学的高度分析国际形势及其演变趋势,把握国际形势发展中的主要矛盾,科学预见并应对形势发展的各种可能,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国际形势纷繁复杂,瞬息万变,但就其荦荦大者而言,主要是要把握战争与和平因素消长的情况。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状态,但战争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战争的根源是私有制与剥削阶级的存在。战争与和平关系到人类的命运和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是人类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毛泽东在分析这一重大问题时,把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提高到一个新的认识高度。早在1936年他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经验时就指出:“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1]171这是对战争性质和根源的深刻揭示。它表明: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着私有制度,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战争作为解决政治经济危机的一种手段是难以避免的。这是被人类阶级社会的历史所证明了的。
在毛泽东看来,战争与和平总是交替出现的,不可能是无休止的战争,在一定的情况下,它是会向和平转化的。不同的战争有不同的规模、性质和类型的区分,特别是有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殖民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等等不同性质的战争。就国际间的战争而言,毛泽东在1960年底会见外宾时就明确指出,局部战争和世界战争要加以区别。他从当代世界的特点和现状出发,科学地把一般战争、局部战争同世界大战加以区别,并明确提出在当今世界局部战争、有限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世界大战是可以推迟和制止的重要思想。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阐述了对世界大战要有两点论的观点。他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2]67-68这一思想,在随后的20多年里他不断地加以发挥,提醒人们注意。1955年10月,他在会见民主德国外宾时指出:世界战争打与不打,两种可能都有。但我们要作好准备。他曾多次说过,我们对世界大战的态度,第一是反对,第二是不怕。回顾二次大战前出现的英国张伯伦和国联的绥靖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危害的历史教训,就可以看到毛泽东作为清醒的政治家上述观点的深刻性和重要性。在六七十年代,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谈到保持15年、20年的世界和平是可能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1976年2月23日,在会见尼克松时还说,维持和平“25年是可能的”。毛泽东坚信,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和平是不能靠乞求的。同时,他又深刻揭露帝国主义也是不敢轻易发动世界战争的,我们要充分利用他们的这一弱点,敢于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毛泽东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重要思想,对我们今天正确处理国际间的问题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三,在国际上,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是毛泽东在国际斗争中重要的策略思想和策略方针。毛泽东一贯主张在不损害原则的情况下,灵活运用策略,根据不同情况和实际需要,善于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最大限度地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毛泽东提出了人民外交的重要思想,他非常重视做人的工作,强调对外工作要着眼于人民,主张在国际上广交朋友。他积极倡导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政党,可以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求同存异,发展合作。早在1954年,毛泽东会见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时就明确表示:尽管思想和社会制度不同,两个政党完全可以合作,如果丘吉尔的党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同它合作。我们也愿意多同美国合作,只要美国愿意。1961年毛泽东会见法国社会党领导人时说,西方国家和政党同我们党和国家存在的各种障碍只是“暂时现象”,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障碍,只要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是可以排除的。
新中国建立之初,由于西方国家采取敌视的态度,与我国正式建交的国家不多,到1950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一年间,同我国正式建交的国家只有18个。在毛泽东提出的新中国外交立足于人民,着眼于人民,寄希望于人民这一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创造了官方的、半官方的和民间的三者结合起来的全新的外交形式,“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使各种民间外交组织、民间往来、民间贸易蓬勃发展起来。日本当政者在一个长时期内实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我们通过各种民间渠道,团结广大的日本人民,发展民间人员往来和民间贸易,以民促官,促使日本当局顺应历史潮流,水到渠成,终于实现了中日关系正常化。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面临来自各方面,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公开的和潜在的军事威胁,因而,捍卫国家的安全、独立和社会主义事业成为我国在国际关系问题上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坚决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为此做了大量的广泛争取朋友、分化瓦解敌对势力的工作。从60年代初期开始,他大力支持当时出现的西欧联合自强的力量。法国戴高乐上台后,毛泽东指出西方世界不是铁板一块,称赞戴高乐有勇气不完全听美国的指挥,指明对西欧和美国要有区别。1960年,他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明确表示:“我们不感到英国对我们是个威胁,也不认为法国对我们是个威胁。”“我们希望你们的国家强大一些”。[3]424,423在各种因素的合力下,中法两国在1964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打破了美国敌视、封锁新中国的链条,更大限度地把美国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孤立起来。
第四,对于胆敢来犯之敌,要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行动准则,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力争战而胜之。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威胁,妄图遏制以至扼杀新中国。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更加紧了对我国的军事威胁和挑衅。毛泽东不畏强暴,采取后发制人策略,中国政府三次警告美国不要玩火,中国人民不会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国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如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一定要管。但美国错误估计了中国的决心,不听警告,越过三八线,进逼鸭绿江,轰炸我国东北,直接威胁到我国的安全。
对于是否参战问题,是否敢于和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唯一拥有原子弹的国家直接进行武装对抗,这对刚刚成立不久、国内仍然困难重重的新中国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毛泽东坚定地指出,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不下决心,不仅朝鲜被占领,就是我们自己的建设也将成为不可能。“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4]117毛泽东清醒地看到参战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他指出,我们要作好美国宣布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至少使用空军轰炸中国的大城市及工业基地,用海军攻击沿海地带这样的准备。但他坚定地指出:“要有同美国人作战的高度的思想准备,要准备克服各项可能的困难,只要能如此,美国人是可以战胜的,美国军队比起蒋介石的某些能战的军队其战斗力还要差些。”[5]188事实证明毛泽东的预见是正确的,中朝人民的共同努力终于赢得了这场反侵略战争,维护了世界和平。这场战争的胜利,宣告了过去殖民主义者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岸架上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也使帝国主义侵略者获得必要的教训,使它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6]
第五,要正确处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争取外援的关系,坚持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绝不依附他人。在新中国筹备之际,毛泽东就满怀豪情地指出:“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7]1467新中国的外交,是同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彻底决裂。正如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所指出的,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100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新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作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重要决策,为独立自主的外交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始终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不允许任何大国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无论来自哪一方面的威胁,毛泽东明确表示,我们从来就不接受强大力量的威胁,不接受这样的威胁,在我们力量再小的时候也是如此。中国不寻求“核保护”,不接受任何有损于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同盟和条约,中国有能力依靠自身的力量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维护国家的尊严。1964年1月,他在同法国外宾谈话中说:“反对大国欺侮我们。就是说,不许世界上有哪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我讲得很粗。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8]370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既是对广大社会主义保卫者、建设者的激励,也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应有的精神状态。新中国需要并珍惜来自外部的援助,但绝不接受任何附加的政治条件,不能指望中国人民会吞下这种苦果。中国人民有能力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建设自己强大的国家,用自己国内建设的成就来支持外交工作。
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所蕴含的基本原则是十分丰富的,上述五个方面虽然不能概括它的全部,但体现了它的基本精神,反映了他倡导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的基本内涵。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虽然会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加以调整,但不同的国际战略思想都贯穿着这些基本原则,理解和把握这些基本原则对于我们今天的外交工作也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从“一边倒”到反帝反霸国际战略的转变
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方针,明确表示站在苏联为首的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这个选择,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革命发展的过程中获得了苏联为代表的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它们之间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共同的利益关系,而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则站在蒋介石一边,反对中国革命,因而新中国在政治上、外交上与苏联为首的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取同一方向,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同时,也同二次大战后国际格局的新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随着二次大战的结束,国际间的政治力量重新组合,迅速形成了分别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两大阵营对抗的新格局,在这种情势下,新中国必须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才有可能获得道义上、物质上的必要支持,而只有站在苏联为首的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才有可能获得真诚的、有利于巩固民族独立的国际援助。
这里还要指出,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斯大林、共产国际在指导上有过错误,但是,苏联的存在是中国革命的坚强后盾,对中国革命的援助是真诚的、有重要作用和意义的。毛泽东说:“苏联是第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国家。在1924年孙中山先生召集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和在其后进行北伐战争时,苏联是当时唯一援助中国解放战争的国家。在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苏联又是第一个援助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国家。”[9]1085新中国成立后,苏联还是第一个承认我国并同我国建交的国家。毛泽东说过:苏联给我们的援助是非常大的。苏联革命成功后遭到十几国干涉,而我国革命胜利的时候,帝国主义并未干涉我们;并不是怕我国人民,主要是有苏联存在,这对我们鼓励很大。当时若无苏联存在,美国一定要来的,它不仅在台湾,还要到大陆来。这些都说明,“一边倒”的国际战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正确选择。
“一边倒”作为国际战略,同样体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正如毛泽东所说:“这种一边倒是平等的。”[3]279同时,对一边倒也不能作绝对化的理解,并不是把自己的外交活动局限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内,而是在整个世界舞台上发挥新中国的作用。而就外交方针和政策来说,可以区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一是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二是同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巩固和发展同它们的团结,使我们获得广泛的朋友;三是对帝国主义国家,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决不可以对他们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对美国也要采取灵活的策略,也存在在一定条件下妥协的一面,“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这一切表明,毛泽东娴熟地抓住了国际格局新变换的历史机遇,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在世界舞台上树立起新中国的形象。“一边倒”国际战略的践行,使新中国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和同情,建立了良好的睦邻友好关系,孤立了敌人,为国内的恢复和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逐步调整已不适应国际斗争需要的“一边倒”战略,确立了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这里所说的反霸,主要是指苏联推行的大国霸权主义。这个时期,美国依然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还是中国面临的主要对手。但苏联推行的霸权主义,同样构成了对我国的威胁。这就使得原来联苏抗美的“一边倒”战略已失去了现实的依据,不能不采取同时和美苏对抗的国际战略。
1956年苏共20大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包括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策略思想以及当代世界若干重大问题的看法,出现了原则分歧。对于这些分歧,毛泽东、中共中央始终主张通过内部讨论,打笔墨官司,求得解决,而不应当影响两国的正常关系。但是,中国方面维护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努力,并没有被苏联方面接受。相反,赫鲁晓夫为了追求“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需要,不断对中国施加种种压力。1958年,苏联提出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建立两国共有共管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两项要求,表露出在军事上插手和控制中国的意图。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这两项要求是涉及国家主权的重大问题,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第二年,赫鲁晓夫竟然提出要中国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的承诺,公然干涉我国内政,以服从其“美苏合作”的外交路线。随之,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赫鲁晓夫又公然发表偏袒印度的言论,致使把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这就使得中苏两国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日趋激烈。为了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尊严,也为了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性,毛泽东断然改变“一边倒”的国际战略,把苏联大国霸权主义作为防范对手。应当说,在上个世纪60年代反帝、反霸的外交格局,同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局面,是迫于当时严峻形势而形成的。这样做,既表现中国人民不怕压力、不畏强暴的民族气概,是完全必要的、正义的,而又不是冒险的。单从军事战略上说,两个方面作战,将有可能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如何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是需要高超的斗争艺术的。这时国内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独立自主地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需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为了与来自美苏的威胁相抗衡,中国必须进一步开拓外交局面,寻求更加广泛的支持力量,这是毛泽东建立反帝、反霸的国际战略的目的所在。
毛泽东采取反帝、反霸的国际战略,是以深刻的科学理论和对国际形势的清醒估计为依据的。
其一,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为争取广泛的支持者提供现实的依据。早在1946年毛泽东就提出“中间地带”的理论,当时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美英等国就竭力散布“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爆发”等言论,毛泽东深刻指出美国同苏联之间的广大国家是“中间地带”,美国在有效控制“中间地带”国家之前是不可能同苏联作战的,揭露了所谓“美苏必战”等正是美国为霸占广大“中间地带”国家而施放的烟幕弹。到60年代,世界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美苏两国既勾结又争斗,都力图保持两极格局,它们同各自盟国之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和争斗,在它们的盟国中独立的倾向有所增长。亚非拉地区民族独立运动继续高涨,越来越多新独立的国家走上中立的道路,第三世界的不结盟运动日益壮大。根据这种变化的世界格局,毛泽东及时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中间地带”是指美苏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它按照经济发展的不同程度划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毛泽东还曾形象地把这两部分都称为“第三世界”,他说:“第一个‘第三世界’是指亚、非、拉。第二个‘第三世界’是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压迫别人,另一方面又受美国压迫,同美国有矛盾。”[3]514这种矛盾将随着独立倾向和自身力量的增长而加深。就其发展趋势来说,会出现日趋强大的、与美苏相抗衡的国际政治力量。这种世界格局的演变,为我们建立世界范围的统一战线提供现实的可能性,也为我们争取广泛的支持者和间接的同盟军提供现实的可能性。这表明,我们采取反帝、反霸的国际战略,是不会被孤立的。
其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违背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和要求,从其本质来说是虚弱的,并不可怕的。在毛泽东看来,帝国主义的本质是虚弱,苏联推行霸权主义也是脱离人民的,最终不可能是多数。美国的扩张政策,到处伸手,兵力分散,貌似强大,实质虚弱。对此,毛泽东作过两个形象的比喻:现在美国手伸得太长,用四川人的话来说,用十个指头按住了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美国就像一个用双手抱着一大堆鸡蛋的人,鸡蛋堆得满满的,可是一动都动不得,稍一动鸡蛋就掉下来了。毛泽东说,美国每占领一个地方,就像一条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所以它们并不可怕。
其三,美苏联合起来攻打中国的可能是不存在的。在美苏夹击的严峻形势下,美苏两霸联合对付中国,是人们最为担心的。毛泽东对此作了认真的研究,从根本上排除了这种可能性。美苏两霸在世界上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它们之间同样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使它们分开的东西比合在一起的东西要多得多,这使得它们联合攻打中国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毛泽东说:“中国是块肥肉,谁都想吃。三、四方面都一起来,那也可以,两霸之外再加上日本、印度。他们要一起来,就是铁板一块了。哪有这回事!从来没有!”[10]186这是符合历史发展事实的。当然,这是从矛盾的观点作出的深刻的理论分析,而在实际工作中又要立足于最坏的可能,做必要的准备。所以,毛泽东还不断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防止美苏夹击的局面出现。
三、反帝、反霸国际战略的践行及其成效
1.坚决顶住压力,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反对美帝国主义妄图控制世界的扩张主义政策
邓小平曾指出:“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是同反霸权主义的斗争分不开的”[11]172。如前所述,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这个时期斗争的重点,是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毛泽东指出:“美帝国主义称霸全世界的侵略计划,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到约翰逊,是一脉相承的。”[3]511在他看来,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只有同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作坚决的斗争,才有可能维护世界的和平事业。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即派出第七舰队霸占我国领土台湾,不断以军事力量支持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粗暴干涉我国内政。对此,中国人民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58年,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马祖,就是一场“直接对蒋,间接对美”的斗争。这场斗争,粉碎了美国阴谋制造两个中国的罪恶企图,挫败了帝国主义在台湾海峡地区扩大侵略范围和进行军事威胁的战争边缘政策;同时,这一斗争也牵制了美国的注意力和力量,有力地支持了当时中东地区反美侵略的正义斗争。这时,美国在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军事威胁遭到严重挫折之后,更加强调使用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战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泽东第一个高举反和平演变的旗帜,深刻揭露美国的阴谋,提醒全党要高度警惕美国的和平取胜战略,并把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反腐蚀方针同反和平演变结合起来,探索如何保持党和人民政权纯洁性的有效途径,这成为我们党必须高度重视的一个战略问题。
毛泽东不但坚定不移地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支持各国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同时他还深入揭露帝国主义的本质,用正确的理论武装斗争中的人民群众,增强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信心。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深刻揭露了当代帝国主义发展的趋势及其最基本的特征。他还进一步阐释原子弹并不可怕,核武器也是纸老虎。中国政府一再声明,中国人民坚决反对核战争,反对使用核武器。问题在于,现在世界上大部分核武器由帝国主义、少数超级大国垄断,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制止核战争?毛泽东高屋建瓴地指出,如果原子弹发展起来,许多国家都有了,原子武器战争就打不起来。“我对核武器不感兴趣。这个东西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3]476他在会见外宾时风趣地说,美国在中国投原子弹,把地球弄穿了,通到地球的那一头,就是美国。毛泽东上述战略战术思想,具有何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从6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反对美国霸权主义斗争的重心逐步转向援越抗美,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的斗争。从1961年开始,美国政府就派特种部队到越南南方进行包括化学战、对成片村庄“闭锁轰炸”等的所谓“特种战争”,并不断升级,企图消灭南方民族解放力量。1964年8月又制造了所谓“北部湾事件”,把战火燃烧到越南北方。中国政府对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给予了一贯的坚决的支持。“北部湾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当即谴责美国跨过了“战争边缘”,严正指出“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对不会坐视不救”。毛泽东明确向越南领导人表示:我们两家无条件共同对敌。周恩来还通过外交途径传话美国政府: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已经做了准备。后来又增加了一条: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如果由于这种正义行动引起美国侵犯中国,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奋起抵抗,战斗到底。中国人民为援越抗美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在三年时间里向越南派出地空导弹、高炮、工程、铁道、扫雷、后勤、船运等部队总计32万多人,援助越南的物资总价值达200亿美元。中国人民一直支援越南民族解放战争直到取得完全的胜利。中国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美国奉行妄图称霸世界的扩张政策和敌视中国的政策,我国仍然寻求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中美两国的争端。1955年4月,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根据中央决策的精神发表声明,郑重宣布:“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12]134声明发表后,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在有关国家的斡旋下,1958年8月1日开始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这个历时15年之久的会谈,成为中美关系史上一次特殊形式的斗争。会谈虽然没有取得积极的效果,但却是有意义的。它作为我国对美进行外交斗争的一个场合,在揭露美国的侵略和扩张政策,表明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在配合和推动对美斗争全局上起了重大的作用;同时,在中美还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它成为两国直接对话和沟通的一种渠道,对于后来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有着重要的意义。至于中美建交问题,毛泽东说:“我们不怕美国的封锁,也不要急于同美国建交。我们反正奉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外交政策。我们有一天把事情办好了,美国就会后悔的,那时也是悔之晚矣。”他还说:“迟几年跟美国建交比较有利。让美国政府在国际上显得不讲理,这样把它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使其反华政策陷于孤立,以后总有一天会建交的。”毛泽东相信总有一天美国会梳妆打扮送上门来。傲慢的美国人正是按照毛泽东的预见做的。
2.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反对苏联对外关系中的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反对“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错误路线
在这个时期,苏联赫鲁晓夫集团在对外关系上采取“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错误路线,力图控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便纳入它们的轨道。中国共产党在反帝反霸的斗争中,以不怕鬼的精神,决不跟着赫鲁晓夫和苏联的指挥棒转。毛泽东从国际斗争的大局出发,希望同苏联的关系不要闹翻,“我们可以在房子里吵架”。在维护国家权益和独立主权等原则问题上,则本着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处理两国关系;同时,按照“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的方针,同赫鲁晓夫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
毛泽东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的主权,当赫鲁晓夫提出有损中国主权的关于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时候,毛泽东严词拒绝,明确表示在军事上搞“合作社”是不适当的,还告诉他们:“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3]330;“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3]328从这时起,赫鲁晓夫一再粗暴干涉中国的内政,提出种种无理要求,都理所当然地遭到毛泽东的拒绝。当时苏联方面将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的关系上,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给中国的建设工作造成严重困难。对此,邓小平在1960年9月中苏两党高级会谈中坦率地告诉苏联方面:“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父子国的关系。你们撤退专家使我们受到了损失,给我们造成了困难。……中国人民准备吞下这个损失,决心用自己双手的劳动来弥补这个损失,建设自己的国家。”1963年7月,苏联同美英达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企图在发展核武器上捆住中国的手脚。中国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和抵制,指出“中国人民决不承认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大国垄断世界核力量,对别的国家任意发号施令的特权”。苏联的这一套做法,是要“保持自己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垄断地位”,逼迫中国接受苏联的核保护伞。我国政府尖锐地向他们指出,这种做法,是“要大家服从你一人,你一人控制大家”,这是绝对办不到的。正是苏联方面施加种种压力,制造种种障碍,这反而激发了中国人民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精神。1964年10月,我国独立设计、自行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毛泽东幽默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在60年代,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制造数以千计的流血事件,对我国构成严重威胁。1962年四五月间发生的中国新疆伊犁事件,就是在苏联驻伊犁领事馆插手下,中国公民数万人跑到苏联境内。对不断发生的边境流血事件,中国方面采取克制态度,毛泽东向对方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呼吁用和谈方式解决边界争端。1964年开始的中苏边界谈判,由于苏联方面毫无诚意而被迫中断。1969年3月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中国守军忍无可忍进行自卫反击,多次打退苏联军队对我国领土的进犯。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告:如果苏联政府认为中国政府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态度是软弱可欺,可以用核讹诈吓倒中国人民,用战争实现对中国的领土要求,那就打错了算盘。“就我们自己的愿望说,我们连一天也不愿意打。但是,如果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打的话,我们是能够一直打到底的。”1969年9月,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时候,也明确指出:中苏吵架,应该动口不动手。如果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我们就宣布,这就是战争,这就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为了避免两面作战,两面夹击,毛泽东及时提出:“两霸中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这就是我们的政策”,[10]186从而开始了对自己国际战略的调整。
3.反帝、反霸的国际战略取得积极的成效
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在处理国际关系和国际斗争中虽然存在过分强调以意识形态划线的问题,但从总体上说,我国经受住了险恶国际形势的严峻考验,顶住了来自美帝国主义、苏联霸权主义的压力,捍卫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捍卫了远东和世界和平,坚决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同时国内的建设事业在战胜暂时困难的基础上获得了新的发展,使我国发展成为独立于美、苏两霸之外的不可忽视的国际政治力量。
这个时期我国外交战线上一个重要成效,是发展了同广大亚非拉地区的友好关系,为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和摆脱美苏联合反华的孤立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始终把团结第三世界广大国家,作为实现反帝、反霸国际战略的依靠力量和立足点。这个时期,我国同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有了一个大发展,同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从1956年到1965年这10年间,特别是在1960年前后,中国迎来了一次新的建交高潮。1955年底,同中国建交的只有23个国家,到1965年底增加了一倍多,其中大部分是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以非洲为例,从1959年到1964年的这段时间,通过主动而又灵活的工作,中国先后同几内亚、加纳、马里、扎伊尔、坦桑尼亚、乌干达、肯尼亚、布隆迪、刚果等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同中国的友好合作也获得了重大发展,在国际斗争中互相支持,特别是经过他们的努力,为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席位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这个时期,对西方其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外交工作也获得了新的突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并力图保持两极格局,也加剧了同它们盟国之间的矛盾。欧洲联合自强的倾向有了新的增长。1958年法国戴高乐上台执政,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同美国的离心倾向和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表现得十分明显;这时欧洲共同体也开始形成和发展。这些情况引起毛泽东的重视,支持西欧联合自强,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1994年中法通过谈判正式建交,沉重地打击了美国孤立中国的图谋,并为我国同更多的西欧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同时,同日本也由民间外交发展为半民半官外交,为尔后的中日关系正常化打下了基础。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5]毛泽东诗词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6]毛泽东.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Z].1953-09-12.
[7]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斐坚章主编.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2]周恩来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相比,中美力量对比已发生了完全不同且有利于中国的变化。研究中美关系这个阶段的特点和本质,“把握本质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对新时代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张文木  

责任编辑:丽萍

一、新时代中美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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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美关系的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已从一个原受欧洲压迫的民族国家转变为一个受国际财团即华尔街压迫和剥削的半殖民地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并没有给美国人民带来自由和解放,反而使美国更深地受到军火资本集团的控制并异化为军工资本的盈利工具。艾森豪威尔总统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危险,1961年1月17日,卸任前的他“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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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承认这种发展是绝对必要。然而我们不可不看到它是牵连广远的。我们的劳动、资源和生计全都同它有牵连;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已经从一个原来受欧洲压迫的民族国家转变为一个受国际财团即华尔街压迫和剥削的半殖民地国家,今天的美国政府已经将其政治基础从石油美元转为军火美元并异化为战争政府,美国外交的目标再次回到战争的轨道。新时代的中美关系的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随着国际资本收益面严重萎缩,美国对中国的无理索求已严重逼近中国的底线。与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相比,中美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完全不同且有利于中国的重大变化,但是中国总体防御的外交态势没有改变,不过我们仍有局部攻势的必要和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抓住国际社会主要矛盾,把握国际斗争规律,科学研判国际局势,吸取苏联亡党亡国历史教训,学习毛泽东对敌斗争艺术,采取一种在总体防御中的局部进攻的方针,把提速台海两岸统一进程作为优先考虑的选择。

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

  

我们绝不可让这种结合的压力危及我们的自由和民主进程。我们不可掉以轻心。

  

时至20世纪80年代,顶着“冷战之父”光环的乔治·凯南已看明白。他说:

  
了完全不同且有利于中国的变化。研究中美关系这个阶段的特点和本质,“把握本质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①],对新时代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由于我们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向其他国家出售大批军火,成千上万的既得利益者业已形成,也就是说,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而且如今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已经很深,以致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

  

其实,毛泽东同志早在60年代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1960年美国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部门雇用人员达370万,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项主要开支共为457亿美元,约占政府预算的58%,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1950年至1959年,美国全国企业扩大了76.5%,而国防部开支则增加了246.2%。美国最大的50家公司获得了全部主要军事合同的65%。1960年6月8日,毛泽东同志在看到这份材料后批示:

一  新时代中美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

美国为什么不愿意裁军呢?答案就在这里。这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庞大的军力和一个庞大的武器库。

  

尼克松之后美国依托石油美元金融资本,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转而依托军火美元金融资本。因此,这一时期,美中主要矛盾不是表现为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与社会主义中国的矛盾,而是表现为华尔街及其白宫买办资本集团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矛盾。

  
新时代中美关系的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已从一个原受欧洲压迫的民族国家转变为一个受国际财团即华尔街压迫和剥削的半殖民地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并没有给美国人民带来自由和解放,反而使美国更深地受到军火资本集团的控制并异化为军工资本的盈利工具。艾森豪威尔总统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危险,1961年1月17日,卸任前的他“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他说:

二、新时代,美国已堕落为与世界和平为敌的国家

  
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承认这种发展是绝对必要。然而我们不可不看到它是牵连广远的。我们的劳动、资源和生计全都同它有牵连;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

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将自己的政治基础从以往的石油美元移至军工美元,它手握大量军工订单,而能使军工美元赢利的不是市场而是战场。1974年3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与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谈到“裁军”、“持久和平”口号的欺骗性时指出:“这样一讲,他的(美国——笔者注)武器就没有销路了。”因此,今天的美国政府已异化为战争政府,这不是因为它有了明确的“敌人”,而是返还订单利润的需要。这意味着在新时代,世界和平成了美国的敌人;美国外交的目标再次回到战争的轨道。自列宁之后,世界再次提出战争与和平的话题。

  
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

在今后相当时期内,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调是战争,它的敌人就是和平。而与和平为敌就是与人类为敌,这从反面将中国推至国际道义的制高点。在和平已是全世界人心所向的大背景下,中国应理直气壮地高举世界和平的大旗。对于特朗普而言,妨碍美国战争外交的主要障碍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因此,中美之间的矛盾本质上是美国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在这种矛盾中,中国主张和平因而是正义的一方,美国坚持战争因而是非正义的一方。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回答印尼总统苏加诺关于未来日本“会不会向外侵略”的问题时说:“这要制度改变以后才能解决。想侵略的不是人民,而是垄断财团。”

  
我们绝不可让这种结合的压力危及我们的自由和民主进程。我们不可掉以轻心。[②]

目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这种新的矛盾结构中,美国华尔街国际垄断资本所获的剩余价值率及相应的利润盈利面临严重收缩。

   时至20世纪80年代,顶着“冷战之父”光环的乔治·凯南已看明白。他说:

据报道,亚洲一度被西方投行视为可为其手续费收入带来巨大利润的宝藏,但2016年的排行榜已经被中资投行所主导。研究机构Dealogic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资投行已经将亚洲并购和融资交易咨询费用的60%收入囊中,这一比例也创下纪录水平。没有一家美国或欧洲投行在亚洲(不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交易活动)排名榜上挤入前六。“高盛排名的下滑也成为可以说明西方投行在亚洲市场的发展前景如何黯淡下来的知名案例。”2014年,所有在中国及亚洲新兴经济体开展业务的投行中,高盛排名第一,但在2016年,它连前十名也进不了;与前几年相比,其在2016年前半年的亚洲收益和份额均大幅缩水。高盛分析师Richard
Ramsden表示,预期华尔街第一季度资本市场整体收入同比下滑15%,为近年来最差开年。标普500指数2016年以来累计下跌13%,道指2016年以来累计下跌6%。令华尔街担忧的是,摩根大通对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风险敞口已经高达440亿美元。近年该行屡次提高贷款损失准备金。据美国财经网消息,该行贷款损失准备金已经从1月的8900万美元增加至13亿美元。

  
由于我们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向其他国家出售大批军火,成千上万的既得利益者业已形成,也就是说,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而且如今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已经很深,以致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来代替他们。[③]

前英国伦敦经济政策署署长、经济学家罗思义提供的分析数据表明:七国集团在2007~201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显著低于1929~1940年的增速,其中增长最慢的是美国。由此,他认为:

  
其实,毛泽东早在60年代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1960年美国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部门雇用人员达370万,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项主要开支共为457亿美元,约占政府预算的58%,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1950年至1959年,美国全国企业扩大了76.5%,而国防部开支则增加了246.2%。美国最大的50家公司获得了全部主要军事合同的65%。1960年6月8日,毛泽东在看到这份材料后批示:

由于美国经济整体增长缓慢,以及随之产生的内政动荡,美国政府单方面有可能会继续采取危险举动。

  
美国为什么不愿意裁军呢?答案就在这里。这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庞大的军力和一个庞大的武器库。[④]

美国经济缓慢增长正逐渐导致美国丧失全球经济霸主地位,但同时美国的兵力仍然强大无比,由此带来的风险是美国新保守派支持在国际事务上优先选择军事解决方案,甚至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

  
尼克松之后美国依托石油美元金融资本,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转而依托军火美元金融资本。因此,这一时期,美中主要矛盾不是表现为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与社会主义中国的矛盾,而是表现为华尔街及其白宫买办资本集团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矛盾。

无独有偶,同样的形势在100年前也出现过。1916年,列宁在对资本主义五强(美、英、俄、德、法)的国际利润分配差距做了研究后,在相隔不过两页的文字中两次问道:

  

既然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那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实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二  新时代,美国已堕落为与世界和平为敌的国家

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割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

  

两次世界大战使得美国军工行业成为美国制造业的核心,“强化美国军工可以对美国制造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2015年美国的军费开支为近6000亿美元(包含其他‘杂费’的国防开支为近8000亿美元),再加上美国武器出口带来的2000多亿美元,美国军工企业一年的总收入为8000亿美元,占到当年全美制造业总收入的近1/3。仅航天军工一项对美国GDP的贡献度就达2-3%”。2017年11月,美国国会批准总额达7000亿美元的军费预算。IHS
Markit分析员伊士曼表示:“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在他的第一份预算中,寻求大幅增加军费。”

  
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将自己的政治基础从以往的石油美元移至军工美元,它手握大量军工订单,而能使军工美元赢利的不是市场而是战场。1974年3月25日,毛泽东在与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谈到“裁军”、“持久和平”口号的欺骗性时指出:“这样一讲,他的(美国——笔者注)武器就没有销路了。”[⑤]因此,今天的美国政府已异化为战争政府,这不是因为它有了明确的“敌人”,而是返还订单利润的需要。这意味着在新时代,世界和平成了美国的敌人;美国外交的目标再次回到战争的轨道。自列宁之后,世界再次提出战争与和平的话题。

据报道:2018年4月份美国失业率降至3.9%,达到20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显然,美国当前就业率上升是由军工生产大规模开工造成的。《纽约时报》文章称,在过去60年时间里,美国只有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失业率维持在4%以下,而当时恰恰是美国在越南战场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冷战后全球军费的最高纪录是2010年的16300亿美元。”此时,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战场上欲罢不能。毛泽东同志看到了美国垄断资本制度是世界的动荡根源。1973年6月5日,他对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说,越南战争“花了1200亿美元,打了11年。一个不能讲越南话的美国兵,离开美国多少公里,跑到越南送死,那个能持久啊?其所以能打11年,就是军火商人拼命消耗那些B-52之类”。

  
在今后相当时期内,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调是战争,它的敌人就是和平。而与和平为敌就是与人类为敌,这从反面将中国推至国际道义的制高点。在和平已是全世界人心所向的大背景下,中国应理直气壮地高举世界和平的大旗。对于特朗普而言,妨碍美国战争外交的主要障碍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因此,中美之间的矛盾本质上是美国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在这种矛盾中,中国主张和平因而是正义的一方,美国坚持战争因而是非正义的一方。1956年,毛泽东在回答印尼总统苏加诺关于未来日本“会不会向外侵略”的问题时说:“这要制度改变以后才能解决。想侵略的不是人民,而是垄断财团。”[⑥]

“经济是政治的最集中的表现。”在国际资本收益严重萎缩的今天,美国对中国的无理索求已严重逼近中国的底线,双方妥协的余地越来越小。这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和平与发展”尽管值得争取,但空间将迅速收缩。对此,我们应争取最好的结果,做最坏的准备。

  
目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这种新的矛盾结构中,美国华尔街国际垄断资本所获的剩余价值率及相应的利润盈利面临严重收缩。

三、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首要问题

  
据报道,亚洲一度被西方投行视为可为其手续费收入带来巨大利润的宝藏,但2016年的排行榜已经被中资投行所主导。研究机构Dealogic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资投行已经将亚洲并购和融资交易咨询费用的60%收入囊中,这一比例也创下纪录水平。没有一家美国或欧洲投行在亚洲(不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交易活动)排名榜上挤入前六。“高盛排名的下滑也成为可以说明西方投行在亚洲市场的发展前景如何黯淡下来的知名案例。”2014年,所有在中国及亚洲新兴经济体开展业务的投行中,高盛排名第一,但在2016年,它连前十名也进不了;与前几年相比,其在2016年前半年的亚洲收益和份额均大幅缩水。高盛分析师Richard
Ramsden表示,预期华尔街第一季度资本市场整体收入同比下滑15%,为近年来最差开年。标普500指数2016年以来累计下跌13%,道指2016年以来累计下跌6%。令华尔街担忧的是,摩根大通对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风险敞口已经高达440亿美元。近年该行屡次提高贷款损失准备金。据美国财经网消息,该行贷款损失准备金已经从1月的8900万美元增加至13亿美元。[⑦]

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首要问题仍是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他还指出:“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断对于观察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矛盾仍有指导意义。

  
前英国伦敦经济政策署署长、经济学家罗思义提供的分析数据表明:七国集团在2007~201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显著低于1929~1940年的增速,其中增长最慢的是美国。由此,他认为:

“问题就是矛盾。”观察今天的世界矛盾,还得回到阶级分析方法。20世纪50年代世界出现两个阵营及其相应的“冷战”,这是当时以“军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金融垄断集团根据其军工利润需要制造出的一种政治幻影,而“冷战”的概念恰恰就是对这种幻影的恰当描述:它用意识形态中的“两个主义”的斗争掩盖了国际垄断集团的对军工利润的现实需要,并由此诱使美国及欧洲国家走向“冷战”对抗。而苏联接受了有失辩证法的“冷战”概念,与美国形成巨大冲突,并使自己在这种冲突中受到巨大损害。1962年赫鲁晓夫挑起的“古巴导弹危机”,将本不愿跟随美国的西方国家推向美国,将正在反对华尔街军工资本集团的美国人民推向越南战场。苏联也在与美国全球争霸中不自觉地将自己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异化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帝国主义者”。1974年2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会见第三世界领导人时说:“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俄国(指苏联——笔者注)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

  
由于美国经济整体增长缓慢,以及随之产生的内政动荡,美国政府单方面有可能会继续采取危险举动。

值得研究的是,与苏联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认识不同,毛泽东同志总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分析方法看待世界局势。毛泽东同志在谈当时国际形势和外交问题时罕见用“冷战”而较多地是用“三个世界”概念。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基本判断。1963~1964年,美苏联手反华期间,毛泽东同志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说:“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10年后,他又将这个分析概括为“三个世界”的论断,1974年2月22日,他在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到世界形势时说:

  
美国经济缓慢增长正逐渐导致美国丧失全球经济霸主地位,但同时美国的兵力仍然强大无比,由此带来的风险是美国新保守派支持在国际事务上优先选择军事解决方案,甚至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⑧]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无独有偶,同样的形势在100年前也出现过。1916年,列宁在对资本主义五强(美、英、俄、德、法)的国际利润分配差距做了研究后,在相隔不过两页的文字中两次问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表明,苏联接受“冷战”概念,使苏联在苏美冲突中受到重创,并使“冷战”的挑起者华尔街垄断资本集团利用所谓“美苏矛盾”成功地避开了世界的关注和指责。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同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他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科学论断,使新中国外交从一个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这反正两方面的经验,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确实需要深入总结。

  
既然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那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实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货币没有主人”,金融资本也没有朋友。由于今天的华尔街集团资本收益与支出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这一时期的国际垄断资本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显示出其腐朽性、反动性和穷凶极恶特点:它不仅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它还与美国人民及美利坚民族、欧洲人民及欧洲民族资本家产生日益难以调和的矛盾。新时代的国际资本主义的腐朽和反动特点将使世界历史的“摆钟”再次向社会主义一边靠拢,用列宁的话说,它是“从资本主义结构向更高级的社会结构过渡的”、“垂死的”资本主义。

  
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割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⑨]

历史是螺旋式前进的,历史又将我们送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新时代。2018年6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天然同盟军。”今天的美国垄断资本的“敌人”已是世界和平,这使得中国的国际统一战线前所未有的壮大。世界政治正在向光明面演变。

  
两次世界大战使得美国军工行业成为美国制造业的核心,“强化美国军工可以对美国制造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2015年美国的军费开支为近6000亿美元(包含其他‘杂费’的国防开支为近8000亿美元),再加上美国武器出口带来的2000多亿美元,美国军工企业一年的总收入为8000亿美元,占到当年全美制造业总收入的近1/3。仅航天军工一项对美国GDP的贡献度就达2-3%”。[⑩]2017年11月,美国国会批准总额达7000亿美元的军费预算。IHS
Markit分析员伊士曼表示:“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在他的第一份预算中,寻求大幅增加军费。”[11]

四、新时代没有“新冷战”

  
据报道:2018年4月份美国失业率降至3.9%,达到20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显然,美国当前就业率上升是由军工生产大规模开工造成的。《纽约时报》文章称,在过去60年时间里,美国只有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失业率维持在4%以下[12],而当时恰恰是美国在越南战场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冷战后全球军费的最高纪录是2010年的16300亿美元。”[13]此时,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战场上欲罢不能。毛泽东同志看到了美国垄断资本制度是世界的动荡根源。1973年6月5日,他对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说,越南战争“花了1200亿美元,打了11年。一个不能讲越南话的美国兵,离开美国多少公里,跑到越南送死,那个能持久啊?其所以能打11年,就是军火商人拼命消耗那些B-52之类”。[14]

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国内外舆论中出现了“新冷战”概念,与此相应,还有人提出“美国是我们的主要敌人”的口号。可以说,这个概念和口号都不利于我们当前的伟大斗争,因为它们缺乏矛盾分析,掩盖了西方世界以及美国国内正在发生严重分化的事实和趋势,模糊了我们新时代伟大斗争的真正对象即华尔街国际资本。如果我们重复苏联的失误,接纳或默认这个概念和口号,就会不自觉地将中国置于莫须有的“西方阵营”以及整个美利坚民族的对立面,在客观上就犯了毛泽东同志批评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将‘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的错误,并由此忘却、继而断送目前有利于中国的“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外交优势。

  
“经济是政治的最集中的表现。”[15]在国际资本收益严重萎缩的今天,美国对中国的无理索求已严重逼近中国的底线,双方妥协的余地越来越小。这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和平与发展”尽管值得争取,但空间将迅速收缩。对此,我们应争取最好的结果,做最坏的准备。

残局当以高手结束,败局可用傻二翻转。就在苏联“似乎在席卷挡在面前的一切”的时候,却倒在演员出身的里根的所谓“不按套路出牌”的冷战戏路之中。基辛格不无庆幸地说:“美国的国际地位似乎沦落到无以复加的最低点之时,共产主义却开始解体。”接着,他感叹说:“从来没有一个世界强权未经交战失利,就如此迅速、彻底四分五裂。”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必须指出,新时代的世界政治既是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延续,也有其独有的特征。“9·11”事件和“占领华尔街”运动表明,今天的世界,南北矛盾已激化;与列宁时代相比,今天的“压迫民族”内部也已严重分化,并从南方国家加速向北方国家蔓延。准确说,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主要对手已不是一般的民族资本主义,而是带有垄断资本特点的金融帝国主义。在这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用毛泽东同志“三个世界”理论认识新时代面临的国际形势,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将作为垄断资本大本营的帝国主义“美国”与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区分开来,以认清新时代中国外交面对的真正的敌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避免“在林林总总、纷纭多变的国际乱象中迷失方向、舍本逐末”,以至出现“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失误;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制定出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外交路线。

三  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首要问题

五、必须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战略和策略

  
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首要问题仍是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他还指出:“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16]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对于观察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矛盾仍有指导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中国是有主义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是有方向和强烈的历史担当的,这就是推进人类历史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新时代的中国成长是符合历史规律的,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所揭示的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必然充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这样的历史特点要求我们“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今天中国的历史,是近现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因而它不能不带有这个大时代的一般特点。列宁说:

“问题就是矛盾。”观察今天的世界矛盾,还得回到阶级分析方法。20世纪50年代世界出现两个阵营及其相应的“冷战”,这是当时以“军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金融垄断集团根据其军工利润需要制造出的一种政治幻影,而“冷战”的概念恰恰就是对这种幻影的恰当描述:它用意识形态中的“两个主义”的斗争掩盖了国际垄断集团的对军工利润的现实需要,并由此诱使美国及欧洲国家走向“冷战”对抗。而苏联接受了有失辩证法的“冷战”概念,与美国形成巨大冲突,并使自己在这种冲突中受到巨大损害。1962年赫鲁晓夫挑起的“古巴导弹危机”,将本不愿跟随美国的西方国家推向美国,将正在反对华尔街军工资本集团的美国人民推向越南战场。苏联也在与美国全球争霸中不自觉地将自己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异化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帝国主义者”[17]。1974年2月25日,毛泽东在会见第三世界领导人时说:“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俄国(指苏联——笔者注)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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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中美博弈中,美国已从“9·11”时的“一鼓作气”,经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再而衰”阶段,现在的美国已进入“三而竭”历史阶段。因此,时间在中国一方。进退失据的特朗普身上已有了当年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影子:赫氏修柏林墙、搞古巴导弹危机,特朗普修墨西哥墙、搞萨德导弹危机;戈氏不要华约,特朗普也几乎不要北约了。美国开始跟过去的盟国“亲兄弟明算账”了。当一个国家开始把政治当买卖来做的时候,就是在收缩了,就不再是强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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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2月4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赫鲁晓夫有入木三分的评价,认为:“他不是老练的政治家,不大懂马列主义,不讲原则,翻云覆雨。他一怕美国,二怕中国。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迷恋于暂时的利益,丢掉长远的利益”。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同志在与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等讨论时局问题时谈到赫鲁晓夫说:“这个人一直没有个章程,像游离层一样,他是十二变,跟他相处,怎么个处法呀?这个人,艾森豪威尔形容过,说他是一个钟头之内瞬息万变的。”1959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一份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上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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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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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7期

今天特朗普执政风格已很有些赫鲁晓夫的率性特点。戈尔巴乔夫是将赫鲁晓夫政策贯彻到底的人。基辛格看出了这两位政治人物的联系,他说:

他(赫鲁晓夫)在启动改革过程这方面,可谓是戈尔巴乔夫的祖师;改革的影响他并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却叫他追悔莫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共产主义覆亡始于赫鲁晓夫。

如用基辛格的这个评价预言美国的未来是合适的,那就是今天的美国与当年的苏联一样,已是日薄西山。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宜采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全面进攻的外交策略。20世纪70年代,鉴于美国的衰落,1971年,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苏共二十四大上说:“今天,没有哪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没有苏联的参加或者违背它的意愿而能够得到解决的。”1976年,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大政治报告中称:“目前在制定我们的对外政策的时候,也许地球上没有哪一个角落的情况是不以某种方式加以考虑的。”1975年6月4日,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发表讲话称:“我们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发动稳固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性进攻的时代。”苏联的全面进攻的外交政策的结果,是将整个西方国家推向苏联的对立面并由此耗倒了苏联。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新时代,我们外交政策仍要采用“熬时间”的路线,准备持久斗争。1941年7月15日、18日,毛泽东同志分别复电周恩来同志、刘少奇同志,提出“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指出“七七宣言上已提积极进攻口号,将来可用带战略性的反攻口号”,“但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尽管今天的历史条件及中美力量对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敌强我弱的大势仍无根本转变,毛泽东同志“熬时间,不伤元气”的方针对于我们争取西太平洋斗争的胜利仍有指导意义。

在这方面,新中国外交不乏成功的经验。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国内遇到严重自然灾害,国际上也掀起反华合唱。中国安全从东南、西南、北方三面骤然形成共振性恶化形势:在东南方向,美国在越南推进“特种战争”,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在北方,1962年,苏联当局通过其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塔城地区引诱和胁迫数万名中国公民流入苏联境内;在西南方向,印度借机蚕食中国边界。为了应对这样的形势,毛泽东同志总体上采取守势策略,但在西南局部方向,亮剑印度,攻其不备。一仗下来,遏止了印度对中国边境的非法蚕食,同时打破了美、苏、印结成的反华联盟。连美国学者费正清也对马毛泽东同志的策略表示赞赏:

……在同赫鲁晓夫处理古巴问题的暗中对比中,毛既不是“冒险主义”,也不是“投降主义”。他独一无二的结束战争行动的做法,排除了“帝国主义”或“修正主义”替尼赫鲁采取任何行动的可能,而同时保住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阿克赛钦高原,新疆至西藏公路就从那里通过。

对印自卫反击战后,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计划基本偃旗息鼓。1964年5月27日,尼赫鲁去世;10月14日,赫鲁晓夫被赶下台;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外交由此转入相对主动。

“熬时间、不伤元气”,总体防御并不是单纯防御,而是一种积极防御方针,即总体防御、局部进攻方针。今天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及全球大国关系与20个世纪60年代相比已有天翻地覆且极大地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但中国总体防御的外交态势仍没有变。尽管如此,我们仍有局部攻势的必要和空间。目前,中国大陆解决台湾与祖国分离问题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尽管从整个太平洋和全球范围看,中国与美国力量对比处于弱势——因此中国宜采取总体防御方针,但在东海一域,中国已具备优势条件。其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
目前中国周边出现前所未有的以中国为向心力的合作趋势,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种两面受制的外交困境基本消除。

第二,“台独”势力在国际上的活动空间前所未有地缩小。

第三,支持“台独”的美日力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前所未有地虚弱。

第四,中国大陆的综合国力和台湾岛内支持两岸统一的力量进入历史上最强大的时期。

第五,我们的目标不遥远,因此它不会透支国力。于情,我们得道多助;于理,我们只是在索回本属中国的雅尔塔权利,不触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雅尔塔法权体系。

“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提速台海两岸统一进程应是可以优先考虑的选择。(注释略)

作者:张文木(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原载于2018年第7期《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原题为《新时代中美关系特点及其本质——兼析苏联后期的外交失误及目前“新冷战”概念的错误》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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